自一三六八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一六四四年崇祯自缢于北京，明代的历史延续了约二百八十年。明成祖自“靖难之役”中夺得政权，迁都北京，继续推行由太祖确立的治国方针。

　　我们大致地把从明初到成化末年(1368-1487)的一百多年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可以看到，这是文学史上一段相当漫长的衰微冷落的时期。元代末年所形成的自由活跃的文学风气，在明初以残酷的政治手段所保障的严厉的思想统治下戛然而止。

　　大致把从弘治到隆庆(1488-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这是明代文学从前期的衰落状态中恢复生机、逐渐走向高潮的时期。中期文学的复苏，首先表现于两个文学集团：“吴中四才子”和“前七子”。由祝允明、唐寅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其成员政治地位都不高，影响范围较小，是一个地域性的文学集团。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苏州这一城市经济特别繁盛的环境，与市民阶层的思想文化息息相通，具有很多新鲜的内涵，所以是很值得重视的。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大多科第得志，政治地位较高，活动的中心又是在京师，因而其影响遍布于全国。尤其是李梦阳，他在明代文学中的扭转风气之功，为后来的文人所一致称赏。

　　在文学观方面，李梦阳、祝允明等人都提出“复古”的口号，其意义与元人提倡“复古”相近，主要是为了切断与宋代文学的联系，进而切断与宋代文化主流的联系。对于当时人来说，抨击宋代文化，实际也就是反对作为官方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而只有摆脱官方政治的束缚，文学才有可能恢复它的生机。

　　当前七子和吴中四子所掀起的第一个文学高潮过去之后，在嘉靖、隆庆时期，出现了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的“唐宋派”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之间的对峙。所谓“唐宋派”，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他们尽管能够指出文学复古运动的某些弊病，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文与道的重新合一，因此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更大的危害。就当时文坛的情况来看，唐宋派的努力并无多大实效，但他们却代表着相当强大的传统势力。在嘉靖后期，徐渭从与“唐宋派”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立场上对后七子提出严厉的批判，要求抛弃“复古”的理论旗帜，这就揭开了晚明文学的序幕。

　　明代中期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俗文学的兴盛和雅、俗传统的混融。这一时期，顺应着市民阶层文艺需求的增长，出版印刷业出现空前的繁荣。《水浒传》和《三国志通俗演义》等小说在嘉靖时期开始广泛地刊刻流传，戏曲作家也陆续增多。小说《西游记》也是完成于明代中期。

　　晚明诗歌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以袁宏道为中心的“公安派”。这一派继承徐渭的方向，强调性情之真，力排复古模拟的理论，要求诗歌创作应时而变，因人而异。

　　晚明散文——特别是所谓“小品”，在文学史上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种文体并无定制，尺牍、日记、游记、序跋、短论，均可包涵，其特点大致有三：一是通常篇幅不长，二是结构松散随意，三是文笔轻松而富于情趣。

　　明代后期的通俗形式的文学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和“二拍”，戏剧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等，都在各自领域中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复杂的时代。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腐败并存(有时甚至互为因果)，专制的强化与个性解放思潮的兴盛同在，造成许多矛盾的现象。一个文人身上同时具有彼此冲突的思想倾向，也不难看到。但在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明代文学取得了与之相应的成就，这是毫无疑义的。而且，不管是这一时期的文学所获得的新进展，或是它所遭到的历史挫败，对于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都有很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