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启忠

　　文化的载体，主要是人、器物和精神产品。从发展演化而言，器物与精神产品则更多的具有文化依存的历史形态。当然，含有文化基因的器物与精神产品均是人创造的。人类精神产品之一的文学作品中，小说比之诗歌、散文所含的文化载量，尤为丰富多彩。因此，小说对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形态的写照，具有真实形象与历史价值。研究文化的发展流变与历史转型，小说应是主要的参照。

　　中国古代文化大致有四次发展高潮，即春秋战国时期、六朝时期、两宋时期与明清之际。文化的历史转型有两次，即春秋战国与明清之际，前者由上古文化向封建传统文化转化，后者由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化。《红楼梦》 对中国古代封建晚期精英文化即家·族·国文化层面形象展示的同时，又描绘了在旧的文化母体中勃勃生发的异质新态文化新芽，是封建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的形象写照。

　　（一）贵族大家庭的衰亡与古代封建传统文化的终结

　　中国古代小说在晚明之前，由于“讲史”、“演义”小说观念的影响与家庭封闭特点的制约，注重对“国”的描写而忽略对“家”的刻画。自晚明之后，具体而言由《金瓶梅》 起始才对家庭环境进行完整形态的描写，所刻画的官商西门庆的家庭具有了人际关系结构、生活时间和空间结构、生活手段和经济环境结构、文化意识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五个层面。曹雪芹继兰陵笑笑生之后，以如椽之笔对以贾府为核心的几个封建贵族之家，上述五个层面有了更加完整的描写。作者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人伦等多方面的侧面解剖了“这样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衰败的过程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载量，并使我们从“家”与“族”的变革中窥视出整个封建传统文化正在走向终结，从内质到外态上向新的文化演化转型。《红楼梦》 这一文化上的划时代意义应为我们所共识。

　　（1）家·族·国文化系统形象展示的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家·族·国三者互相支承、变化成因的社会政治结构。及至到了封建社会，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更加成型与巩固，并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从“国”与“家”的语义上来说，古代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因以“国家”为“国”之通称。因此，“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家天下”成了封建帝王及其家族天经地义的政治统治思想，以“身家姓命”“报效国家”成为文臣武将行为准则与道德标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国政治体系在古代长篇小说产生初始就有所反映。如《三国演义》 中曹氏家族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权势力形成与曹魏政权建立的作用；《杨家将演义》 中杨业及其子孙、杨门女将等杨氏家族抗辽战斗对北宋王朝安全的维系；《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中岳家军北上抗金，使南宋王朝得以偏安江南的历史作用。《红楼梦》 对家·族·国政治体系的反映比上述小说更为全面、深刻。“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的贾府，是其先人“出过三四回兵”，有军功于朝，“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被封荣国公、宁国公。封建贵族，封爵序列为公、侯、伯、子、男，公为诸爵之首，仅在皇族之下，享有许多一般官吏所没有的特权。荣宁二公的贾家，深得“皇恩浩荡”，贾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由开国功臣成为皇亲国戚，与皇族北静王、南安郡王、西宁郡王等有“世交之谊”，与镇国公、理国公、齐国公、治国公、修国公、缮国公等贵族有“通家之好”，存在着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关系网。从血缘姻亲看，贾府与保龄侯史家、京营节度史王家、皇商薛家：“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以贾家为核心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除了凭着皇帝的封爵享有政治上的特权外，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家军事、刑律、人事、经济等事务，并产生着相当的影响。这一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及有关人员封有军职，掌握着军事大权。那个好色的“尴尬人”贾赦“现袭一等将军”（第3 回）； “一味高乐”的贾珍，曾祖贾代儒曾任京营节度使，一等神威将军，他本人“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 第4 回上说，现任京营节度使的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查边”，到了53 回上，贾家的“同谱”“诗书仕宦之族”出身的贾雨村，也进入军界，“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这里所谓的“九省都检点”，与第4 回上的“九省统制”，是一职的两种称谓，过了许久时间与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一起重提，作者这里的重复，显然自有含意，说明了四大家族系统的人员在军事上握有大权，王子腾在外掌握九省的军权，贾雨村为官大司马，即兵部尚书，“协理军机参赞朝政”，握有中央的军权。二是四大家族系统的成员没有在国家或地方刑律司法机构任职者，却有实际的影响力。在外如“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呆霸王”薛蟠在金陵打死了小乡宦冯渊，案子正好落在凭着贾、王两家的势力“补了”应天府的贾雨村手里，“雨村便拘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并“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己完，不必过虑’， 等语”，所以杀人犯薛蟠“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花匕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第4 回）在京城王熙凤为了排除掉尤二姐，可以得心应手地操纵都察院的官员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三是四大家族系统的人员升迁受到优厚的待遇。由“科甲出身”的贾政表面上虽是个“最喜读书人”，但实则是个平庸无能之辈，“皇上因恤先臣…… 遂额外赠了这政老爹一个主事之衔，令其入部习学，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第2 回）这样官运亨通，显然沾了门第之光。秦可卿之死，公爹贾珍花了1200 两银子，轻易而举地替儿子贾蓉“捐”了一个五品的“龙禁卫”的官衔，也不是有钱就可以所得的。至于与贾家只是“同谱”关系的贾雨村，因“贪酷之弊”丢了官，如一般人家难以再“出身”为官，但他靠贾政、王子腾的“竭力内中协助，题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便谋了此缺，拜辞了贾政，择日上任去了”。四是四大家族中王家曾为国家经营过外交与外贸事务，接待各国的使臣与商人。第16 回上王熙凤与赵嬷嬷“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时，十分得意地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我爷爷曾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我们家的”。薛家则是世代皇商，“现领内府带银行商” 。

　　（2）古代传统文化晚期的整体解剖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但又良荞并存，既有民主之精华，又有封建之糟粕。在构成文化基本结构的器物、制度、语言符号三个层面中均有出色的创造与贡献。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主导内含是封建思想、专制意识、等级观念、迷信信仰等意识形态，要求人们绝对服从封建统治的制度、思想、礼仪，不能有独立的人权要求，人们在社会中要分等定位，上下有序，尊卑分明，唯上是从，屈尊服从，不可犯上作乱，越礼逾制；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要崇拜权威，敬仰鬼神，信奉天命，不能叛经离道，不注意人的自身作用与价值。但到了晚明时期，由于社会发展的变化带来了时代文化的转型，封建传统文化体内不断繁殖出异质新态，专制、等级、迷信等封建文化精神受到以“人学”思想的自主意识的挑战与冲击，使其呈现着动摇、衰败、变革的态势。具体到文艺思潮而言，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新的社会因素的促发，反理学哲学思潮的引发，出现了汤显祖的“主情”、李赞的“童心”和公安派的“性灵”等文学新观念，其共同点是把文学作为“人学”而去表现“人”的欲望和价值，去真实地描写人的全面性，反对文学去“载”理学之“道”，力求摆脱传统“教化”的文艺观念的束缚。可以说，《金瓶梅》 与《红楼梦》 正是这种新的文学观念的杰作，成为古代小说全面描写人和反映人的全面性的转折。如果说《金瓶梅》 实现了《三国演义》 人物“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折，《红楼梦》 则由人物“个性化”到“典型化”的升华。它在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兴衰与青年男女爱情婚姻的悲剧中，对古代传统文化晚期进行了整体性的解剖，应是这部伟大杰作不可忽略的思想艺术价值。

　　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封建专制思想受到挑战，人的白由自主意识勃勃生发。以贾宝玉为代表的一批新人不仅要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且对封建教育制度、仕途经济、道德礼仪等持否定态度。他们讨厌那些“圣贤书”，不愿走科举取仕的道路，要自选人生道路。另一方面，统治者中纨袴子弟诸如贾珍、贾琏、贾蓉之辈，对“圣贤书”也不感兴趣，凭着祖功祖业“一味高乐”，腐化无能。这样，就使贾府的子孙出现了“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子孙不肖”， “后继乏人”在封建贵族之家不是“小事”，而关系着家庭兴衰的“大事”。二是封建等级制度、尊卑观念受到怀疑与抵制，平等思想、人权要求在滋生发。以晴雯为代表的一批奴婢不安于受统治的地位，对主子的压迫开始反抗。以倪二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势力正在增长， 并向封建统治阶级要求自己应得的地位。104 回上贾雨村“坐在轿内，听见轿前开路的人吵嚷”，原来有“人酒醉了不知回避，反冲突过来”，这人便是“醉金刚”倪二。他便理直气壮地说：“我喝酒是自己的钱，醉了躺的是皇上的地，便是大老爷也管不得。”这虽是醉话，反映出倪二思想中的自由意识。三是封建权威与神鬼崇拜受到怀疑，人的本体价值开始有了认识。贾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为官之道提出了怀疑；林黛玉对北静王名贵赠物“御赐鹊鸽香念珠”持之以冷漠态度：“什么臭男子拿过的，我不要。”这是对“圣物”的直接地蔑视。“尴尬人”贾赦要讨鸳鸯作小老婆，本以为举手之劳的事，没想到鸳鸯以死抗争：“因为我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 ”这一席慷慨的话中，鸳鸯以死所蔑视的不只是贾赦、邢夫人等，还有贾府的最高权威贾母和天下的主宰“皇帝”。

　　（3）家庭的衰亡，阶级的没落，呼唤着一个古老文化的转型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特征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横断网络关系，以家·族·国为竖直的层层相联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政治文化体系。其中的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宗族、国家都以它为凭靠和基础。特别是那些以宗族势力为基础、以国家为政治依托的豪门贵族大家庭，其兴衰变化对宗族、国家有着内在的影响作用。自汉以后，“士族制度”，或是“大姓门阀制度”， 即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中国古代封建政治体制中起着举足轻重，甚至左右朝廷的作用，如东晋时的王、谢，唐时的“山东崔卢”、“江左的王谢”等。《红楼梦》 上的贾、王、史、薛以及江南的甄家不是一般的细民小户，而是祖上为开国功臣，子孙世代为官的豪门贵族大家庭，并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宗族体系。这几个家庭的衰败，是经济的萧索，权势的败落，子孙的不肖，内部矛盾的加剧等整体性的衰败，而且呈现“一损俱损”的态势。这种变故，说明了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由发展、成熟时期正向没落时期转化，同时也促发着古老的传统文化正向以“人”为核心的近代文化转化。这一是体现在传统文化基本精神各个层面都呈现着变革之势；二是以“人”的价值及其自主意识在生机勃发，新的文化因素正在萌生；三是这些家庭及其家族的衰败主要是内部矛盾加剧而引起的。如冷子兴所言：“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探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家庭破败是：“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