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韩愈又名：号“文” 字退之 韩文公 韩昌黎
性别：男
生卒年：公元768年~公元824年
所属朝代：唐代
所属文学时期：隋唐五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韩孟诗派 韩柳
代表作品：原道 师说
同时期作家：孟郊 杜牧 杜甫 柳宗元 白居易
作家生平
韩愈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北魏贵族后裔，父仲卿，为小官僚。
生平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阳山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我国现存最早纪念韩愈的潮州韩文公祠
我国现存最早纪念韩愈的潮州韩文公祠
韩愈一生，在政治、文学方面都有所建树，而主要成就是文学。他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李汉《昌黎先生集序》）。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终于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诗歌有独创成就，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韩愈的文学主张，与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有密切关系。他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比较复杂，主要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一方面谈仁义，谈性三品，继承孟轲、董仲舒的儒学传统，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原道》），僧徒返俗，佛经焚毁；另一方面又相信天命和鬼神。一方面赞扬孟轲辟排杨、墨，“功不在禹下”，认为“杨、墨行，正道废”（《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一方面主张“宗孔氏”，“贵王贱霸”（《与孟尚书书》）；另一方面又盛赞管仲、商鞅的事功，指斥后人“羞言管、商氏”为“不责其实”（《进士策问》）。一方面诋毁王伾、王叔文集团的改革；另一方面却追随另一个比较进步的政治家裴度，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擅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因此，韩愈虽然以儒学的卫道士自居，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是“为文所得处多”，但对儒家之道“却倒学了”（《二程遗书》），“其论著不诡于圣人盖寡矣”（杨时《送吴正子序》）。
关于散文和诗歌的写作，韩愈有整套理论。第一，他继承儒家的传统观点，认为道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主张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而道的内涵，就是仁义。第二，古道载于古人之文，尊尚古道，就要提倡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严格规定“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的学习标准。于五经外，也要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同工异曲”的作品，“沉浸醲郁，含英咀华”（《进学解》），合“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旧唐书》本传）于一手。第三，学古的用意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惟善用古者能变古”（刘熙载《艺概》），所以他坚持“唯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的写作原则。第四，用古文的形式写有充实内容的作品，首先要求作者有扎实的道德修养。他根据《孟子》的养气说，提出了“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养气论，认为“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第五，充实的内容又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土壤。他认为作者对社会现实的不平情绪是使作品思想性深化的原因，因而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送孟东野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等论点，“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词”（刘熙载《艺概》）。这就突破了文以载道观点的局限、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关于《诗三百篇》的“怨”“刺”作用、屈原的“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等说，并对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起了重要影响。第六，在作品的风格方面，又强调“奇”。“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李肇《国史补》），可见韩愈的诗文，在“元和体”中代表着“奇诡”的一路，韩愈与元稹、白居易，都推崇杜甫，但发展的方向不同。元、白重杜轻李，韩愈则李、杜并重。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奇情壮思、幻想驰骋，更倾向于李白。他批判扬杜抑李论者“蚍蜉撼大树”，推崇“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表示自己跟李、杜“精诚忽交通，百怪我入肠”，向往并追求李、杜那种“巨刃摩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调张籍》）的雄奇风格，这对同时代的作者如樊宗师、李贺、卢仝、皇甫湜和宋代王令、清代胡天游等人的创作，有很大影响。韩愈手迹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