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出现，是个怪异的现象———屈原似乎是个无父无母的生命 屈原是中国诗史之第一人，前面似乎并无可以借鉴者：从侠义的诗史角度来说，诗、骚相继，诗后而骚，诗三百似乎就是屈原楚辞的唯一借鉴，也是屈原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的唯一源泉。但诗、骚完全是两个系统，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较之于诗，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则诗、骚之间，不仅长短不同，幻想与写实的不同，也有着瑰丽的与平朴的不同，以及意旨含混与因自成体系而旨意甚明的不同等等。那么，屈原何以在华夏诗史前无古人的状况下，突然能出现如此伟大的诗人，产生如此丰富的诗作？

　　笔者认为，只有将诗、文视为一体，从大诗史、大文学史的角度加以探求，才有可能寻求到屈原楚辞的前因后果。屈原楚辞是诗而非文，如今已经没有人怀疑，但屈原楚辞，毕竟是界于诗、赋之间的文体，而且，对于楚辞是诗还是文，也是有个认识的过程的。《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类，“屈原赋”为其一，则屈原楚辞属于散文的辞赋之类；将楚辞视为诗，大抵出自刘勰《文心雕龙》，其《明诗篇》，可以视为最早的诗歌史论文，其中从“三百之蔽，义归无邪”阐述到“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则是将楚辞视为诗。但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又多从诗、文两个角度来审视：《辨骚篇》说屈原楚辞是“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这是从文学史时间链条上来审视的，是从属于诗歌的《诗经》和属于散文的辞赋的两个角度来说的；“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这是从艺术价值的评断来辨析，也是从诗、文两个角度来论述；“离骚之文，依经立义”，“虽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这也是从诗、文的两个角度来探讨,“依经立义”，是属于散文的角度，“绮靡而伤情”等，则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这样来看，屈原楚辞是源于诗歌的和散文的两大源头融汇为诗歌的本质属性，因此而从属于诗。《情采篇》说：“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则屈原楚辞乃是为情而造文的辞赋，虽是诗歌，却仍兼辞赋的散文性质，如《诠赋篇》所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