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日报《文艺周刊》、北京作协、北京文化热线网、北京汉风广告公司联合举办了“京味儿文学研讨会”。作家林斤澜、赵大年、毕淑敏、徐小斌、刘庆邦、星竹、陆涛、袁一强、赵凝、丁天、田柯、凸凹、学者陆昕、焦国标、编辑隋丽君等参加了会议，会上就“京味儿文学”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北京：心理认同与文化批判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对于“北京”的文化阐释，是“京味儿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会上我们听到的是作家学者们对“”北京“”朴素而直观的理解。

　　“老北京”、满族作家赵大年系统地回顾了北京的历史：北京最初发端于琉璃河(“北京人”的故乡)，之后为蓟城，为辽代京都时称“南京”，拥有30万人口；为金代京都时称中都，以北海太液池为中心；为元代京都时称“大都”，以积水潭为中心；明代永乐18年，永乐帝带来能工巧匠3万人，按汉代建制建立了北京城；到清代，北京更是成为南北交融的通衢大邑。明代嘉靖帝提出了要有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这种语言即“官话”，也就是北京话。赵大年认为，北京语言得天独厚，历史上五、六次的民族融合，使这种帝都语言成熟文雅。北京漫长的历史积淀下来博大精深的京味儿文化，它由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四个部分组成，而这些文化也是由历代各地的文化精英在京城汇聚、创造出来的。赵大年认为，京味儿文化既是地域性的，又是中华民族大文化的集中和代表。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北京人养成了“什么都信，什么都不信”的“自由”的文化个性。在北京，既有宫廷，又有很发达的平民意识，从语言的应用上可见一斑。比如什么人都可称“爷”上至“万岁爷”，下至“板爷”、“倒爷”、“兔爷”，等等。一旦到了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北京人就会表现出惊人的团结与大仁大义大勇，那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燕赵风骨的余韵。

　　学者陆昕指出，北京是一个包容性和吸纳性极强的城市，由于近千年王朝时代的科举取仕制度，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空气，使北京人善于和有竞争力的外地人和谐相处。另外，北京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染，即使在市井之中，也守着一种坚定的道德准则来生活。他认为，北京在全国优越的文化地位是毋庸讳言的，外地人多有“只有在北京出名才算出名”的朴素观念，从一个侧面表明对北京文化层次的高度认可。

　　对于北京人的这种高度的心理认同，学者、杂文作家焦国标表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千百年的帝都文化不仅造就了北京人的仁义勇，更造就了他们的世故和奴性；不仅塑造了北京城“通衢邑”的物质特征，也塑造了这个政治中心曲折幽暗的精神特征。比如旧时京城地名多以“安定“”、“平安”命名，这与统治者内心的期望有关，是一种“语言巫术”；北京街道平直，与官场曲折、角落太多恰成对照；官衙厅堂之上所悬挂着的从封建时代的“正大光明”到本世纪上半叶的“天下为公”，恰与统治者的真正动机与行为构成“表里不一”的对应关系。《京味儿现象：一种群体自恋》一文中，焦国标曾经分析过北京儿化音的社会政治文化底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说话儿化一切，但是谁也不敢把北京读成北京儿……北京城的九门……哪个都不儿化，可是东便门儿、西便门儿谁也不把它们不儿化……他们更不把皇上儿化成皇上儿，把皇帝儿化成皇帝儿……不说大人物，便是那些“现管”，如局长、处长、科长、主任、经理、老板，北京人也决不把它们叫成局长儿、处长儿、科长儿……由此大致可以得出结论说，“皇城根儿的北京人是世故的、长官崇拜的，只在那些小人物上儿化。”对于北京人作为皇都子民的心理优越感，焦国标指出，这是一种帝都崇拜，它是帝王崇拜的延展，这是一种以地域为核心的群体自恋，而不是一个现代平民社会的东西。当代北京人需要对这种“帝都优越感”保持距离和警惕。

　　“京味儿文学”如何界定？

　　“京味儿文学”是一个用得烂熟的词，但是在概念上如何界定，多年以来一直纠缠不清，此次会上也见仁见智。赵大年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这是第一要素；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因此，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的文学。《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以及老舍先生的作品是京味儿文学的颠峰，体现出北京语言崇高的美学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