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荣翼

　　文学史作为一门文艺学科的存在，人们大多是看到了它的记录过去文学史实的一面，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史实作为过去产生的历史的事实，这些对象本身并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作为学科，它必须要有研究主体的介入其中，有研究主体的认识和发现。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卡尔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方法”[1]。这段话也许不无偏激，但它对研究主体的凸现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应该说，文学史学科的那些材料，即过去时代所产生、所存在的那些文学事实及非文学事实，它们本身的存在对今人来说或者已不能重现，或许只是过去存在的一些影子、残壳。过去写就而留传至今的文学本文似乎是表明了文学史实的力量，但是，如何来重现它们的光彩，如何整合它们仍然是今人的事。当初它被创作时的状况已可能与今天的理解大相径庭。那么，在这种文学史研究主体对于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整合中，使过去的文学经典化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1、经典化，即转化为经典的过程

　　这有两层含义。其一，过去时代那些文学本文，在刚创作出来时并不是经典的，经典一词的英语名词叫"classcal"，它即表达“经典的”这一含义，也表达古典的、传统的这样的含义，在汉语中经典一词则有传统的、权威性的著作的含义。因此，经典必须是经受了时间考验，在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的作品，而这在作品问世之初是不可能具备实现条件的。

　　其二，经典化也具有“标准”的意义，而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创作时作者并无意于树立一个文坛的典范，他们的创作动因大多是由于某一生活事件有感而发，这种带有实用目的的写作本身是缺乏标准的普遍性的，而在文学史上则是使其具体意义被推到了背景地位，同时又使该创作被放置在文学的整体场景中，这样就使得当初文学本文的面貌被后代重塑了。

　　就经典化的第一层含义来说，经典化就代表了传统化，文学史中描述的经典化了的对象就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这在某些方面来看也不是没有疑义的。事实上，有些文学家和他们所创作出来的作品被人记诵，不是由于他们代表了当时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甚至恰恰相反，他们的出现是可与反传统划上等号的。在欧洲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是对古典主义文学传统的反驳，现代派文学又是对已经成为传统的一部分的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驳，中国的五四新文学也是鲜明地表达了反传统的态度，就这些史实而言，它们当然不能被视为传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在于，作为首倡性的东西，它们要么出现一次后就消失，要么出现一次之后还会有新的影响，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表现，可以说，那些瞬息即逝的东西大多并不具备载入文学史的价值，而载入文学史了的对象就不是只有流星式的一现就可以完全揭橥其意义的。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以及中国的五四新文学对后来创作的极大影响，因此，这些当初作为首创事物出现的对象，“它们的本质决定了它们不会一直作为首创事物存在。它们或者消失，或者在它们被重新执行时作为传统延传下去”[2]。这种当初并不是传统的一部分，甚或是反传统的创作，在后来却形成了新的传统，这是文学史经典化的突出表现之一。

　　至于文学经典化的第二层含义，这涉及到文学环境的变迁问题。鲁迅先生在几十年前曾以调侃的口吻说过：“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窈淑女，君子好逑’吧，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看，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好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3]这里，鲁迅先生是说它写成白话诗是失败的，但并没有说它作为古代诗作也就是失败的，事实上它却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里的原因在于，《关睢》一诗除了它的写作上的修辞技巧外，还在于它的题旨是表现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化诉求，即认可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同时又要求束缚它的自然发展，这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文景观。《关睢》中“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描写，写出了主人公内心世界里人的本性在这文化压力下的反抗和适应过程。离开了这一文学环境，单纯将其移植到现代生活中来加以比附就不能凸现出它的这些内在魅力了。如果说这一事例是表明了一种杰作在新环境下可以沦为非杰作的状况，那么，在人们撰写的文学史中，倒主要地是将本来并不是杰作，甚至本来也不算文学的古代作品转化为文学，并使其擢升到杰作的层次上去。象中国古代的《史记》、《左传》，其写作目的是写史，但由于它写作的成功，为文学创作也树立了一个范例，因此也就可以被视为文学上的杰作，并且成为了经典作品。

　　文学史并不是写它们在刚问世时的状况，而是写的这些作品在后代逐渐经典化了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