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伦敦已整整十天，语言，成了我在异国遇故知的唯一通道。

　　也曾和儿子开玩笑：一出国门，妈妈就是瞎子加聋子加哑巴，整一个文盲。这下，我得屁颠屁颠地跟着你了！回想自己二十年前读大学时可怜的一点儿英语，早已不知所剩几何。

　　临出海关前，宝兄弟郑重其事地叮嘱成儿：儿子，妈妈就托付给你了，千万别丢了哦。

　　儿子一拍胸脯：包在我身上！我是妈妈的导盲犬加点菜师加翻译，保证把妈妈好好地给你带回来！

　　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任凭我汉语讲得再溜，一上飞机便几近失语。

　　胖胖的英国空妈一脸灿烂地朝我微笑：Would you like orange juice, coffee or water?

　　尽管儿子处处庇护，我还是跃跃欲试。卷了半天舌头，好不容易憋出一个词：water,谢谢！

　　赦赦！空妈一边递给我一小杯水，一边很生硬却更灿烂地向我学了这声“谢谢”。因了这声洋泾浜的“赦赦”，我对英国空妈好感倍增。

　　伦敦街头，地铁车厢，电影院，麦当劳，到处是飞舞的金发，到处是滑溜溜的English。手里拿着三明治，一边笨拙地问：how much？然后不管对方回答什么，我几乎如孔乙己般，把手中的英镑、便士一字儿排开，一副“你要什么就拿什么”的豪爽派头。

　　人群中，我对黑头发黄皮肤分外钟情。

　　每每遇上，我便侧耳倾听。可惜，失望的居多，因为我同样分辨不出人家说的是日语、韩语还是马来西亚语。而几乎确定是中国人的，人家却说着比英国人还流利的英语。

　　在大英博物馆的商店里，终于遇着一群来夏令营的中国孩子。“这个钥匙圈好可爱呵，我想买一个送给妈妈！”两个小姑娘拿着一个坠着伦敦眼、大本钟的钥匙圈咬耳朵。

　　我莞尔一笑，觉得那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感谢上帝，我有一个好姐姐。虽然已在海外生活了二十多年，但除了必要的解释，她从不对我说英语。

　　刚考上美国知名大学的阿曼达，也亲热地阿姨长阿姨短。12岁的乔纳森，对我的问话会有些许迟疑，但最后出口的，一定是汉语，虽然有时会说得慢一些。

　　餐桌边上，放着乔纳森的中文教材。翻开书签夹着的一页，是第九课：小马过河。下面的田字格里，是乔描得浓浓的汉字；“阿姨，‘深’就是水里放得下整棵树，‘浅’就是钱放在水里也看得见，是不是？”

　　我大乐。

　　显然，乔对学中文有些头疼。借助拼音，他能把一篇课文完整地念下来，但一写汉字，他常常抓耳挠腮——汉字的笔画，从哪里到哪里？这一个个汉字，都是什么意思？

　　那天正学到“腰”这个字，乔的笔又停住了。我笑：“乔，你看，‘腰’这个字的左边是一个‘月’，‘月’这个偏旁呢常常和人体有关，”我指着乔的脸一路往下，“瞧，这是你的‘脸’，这是‘脖’，这是‘胸’，这是‘心脏、肝、肺、腰、胆、肚、腹’，这是‘胳膊、肘、腕、腿、脚’„„”

　　“哈哈，我知道啦！”乔兴奋，“‘月’就是‘肉’！人身上的‘肉’! ”

　　这一课，乔记住了很多汉字。

　　我原本是想让成儿向姐姐弟弟多学学英语的，可是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阿曼达和乔似乎更喜欢说中文。

　　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六年前随父母来英国，英语更带了伦敦音。

　　可是，姐和姐夫把学中文当作两个孩子的重要功课。在美国工作时，姐就兼任过中文学校的副校长；来英国后，当年师大毕业后死活不肯上讲台的姐，却一直义务为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工作，帮助组织过多次华裔子弟寻根夏令营，让更多在英国的孩子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来伦敦的这几天，正赶上英国中文教育促进会与《新欧华报》联合举办的“辛亥革命与华文教育”征文大赛活动火热进行，我也拜读了伍善雄先生的文章，其精彩的文笔，炽热的爱国情怀，着实让我这个地道的语文老师讶异并且肃然起敬。

　　“在英国不会说英语，你就走不出家门；但如果连自己的汉语也丢了，你就找不到回家的路。”

　　到不了的是远方，回不去的叫故乡。远离故国多年的姐，也许比我更懂得“中文”二字的含义。

　　姐的朋友伊丽来玩。伊丽是上海女人，在我的印象中，上海女人是极精明能干又很嗲的，一开口便应是：侬晓得伐？

　　而伊丽似乎全然不是。从进家门始，伊丽吸引我的，不仅是她爽朗的笑声，更是一口纯正的汉语。以我一个语文老师的判断，伊丽的每一个汉字都说得字正腔圆，声母和韵母转换清晰，声调婉转，远甚于上海本土姑娘的普通话。而她丰富的表情，时不时蹦出的“Oh, my god”以及谈及朋友时语速极快的英语，无不证明她是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早已融入欧美社会的中国女人。

　　而我则怀疑，是不是说溜了英语，伊丽更在意把自己的母语说得更完美？

　　在满大街的English中，我说着一口漂亮的普通话。

　　我愿意所有金头发蓝眼睛的美女帅哥都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黄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