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不是新事物，调解以其更强的自发性、自由性、自主性，以及方便、易行，自然地先于司法问世。司法是人的不得已而为之(也有些《论语·宪问第十四》里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调解虽不能自足，却比司法更传统、更大众、更顺手，似乎后劲不减，绵延不断，也常会老当益壮地覆盖司法。

　　司法调解，或者说司法里的各类调解，是较晚出现的、较特殊的调解，是调解的一部分。围绕着它们的，总有一个念兹在兹的“和为贵”——作为理念、方针、话题、工具，经常出现在调解与司法的过程里。

　　和、贵、和为贵，都是好的。不过，它们的细节是什么？它们的本意是什么？它们是否可以确切地贴近司法调解、形成彼此的名副其实？

　　对于比较普及的事物，人总会远距离观看，如回顾探究已落在远处的真相……“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在这段《论语·学而第一》的经典里，显示了这个常用语的早期履历——“和为贵”，醒目于其间。

　　“和为贵”这三个字被一般人所知，意思也差不多明白。原本与之相邻的“礼之用”三个字，应是“和为贵”的背景，整体是说在运用礼(礼的运行)的过程中，以和谐的状态为最高境界。

　　“有所不行”应是说“和为贵”也有行不通之处。接下来的句子的意思大概是，一味为调和而调和，不用礼来管束，也是行不通的。

　　照史册所述，“礼之用”是这样的。那么“法之用”呢？其实，礼法既是一脉相承的，也是大同小异的，法之用也应该近于礼之用。在运用法律(法律的运行)的过程中，“和为贵”的价值观也是成立的。那么，同上之理，法律下的调解，也是有前提的、有限制的，不应该为了调解而调解，不加条件、“不以法节之”的调解，是行不通的、不可取的。

　　如此则有，和为贵是全面的，不是片面的。

　　《论语·子路第十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调解亦如是。这个“和”不是拿来和稀泥的，“和”与“同”是不同的，两者也可谓各自独立，有各自的原则与主张，如泾渭分明。实现调解，不是简单地达成一致意见，调解的主旨、目标、境界，是在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也达到了内在之和。

　　调解的目的，无非是以更柔性的方式处理问题、化解冲突。伴随柔性的，往往是积极的氛围，以及简便的实利。于是，这样的方式被问题重重、冲突连连的世人所推崇、所追求，是自然而然的。要说的是，调解的内部是有限度的，不可逾越——在“事实”上、在“规则”上，都有着天生的与派生的原则，它们也是基础性与根本意义的原则，始终存在，不可随意弃之一旁。这些原则必然是定盘星，也像是压舱石，没有它们垫底，问题与冲突之船即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再举一例，调解如书法中的“行草”，尽管不是裁判之“正楷”，也须完全符合字的法定(即使是简化的)结构。

　　在调解的过程里，不可一门心思去做好好先生，其实是做不成的，也好不起来。无原则的和事老与有原则的调解本是不相容的。一味的、强行的“同”，恰恰背离了“和”。调解要遵从原则，判明是非，以此作为“和”的前提，完成真正的调解，有作用、有意义的调解——附带着威慑感的司法过程中的各类调解，因经常性、终局性甚至被工具化，又尤其需要规范。即使达成协议，产生于外力的所谓突破，如不符规则，也只能事与愿违，不仅与和谐相距甚远，也会破坏调解本身。

　　从《论语》里走出的成语，可谓不计其数，《论语·学而第一》里有“巧言令色”一词，它“鲜矣仁”。这也与调解有关系吗？是的，用以警觉与预防不当调解时，经常与无知及掩饰相伴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不良迷惑。

　　在《论语·里仁第四》里，记载了“夫子之道”，是一以贯之的“忠恕”，这大概是说，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自己排斥的事情也不推给别人——这个与“忠”相辅相成的“恕”，也是《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里说的那个“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调解经常表现为彼此的进退，忠恕之道，也就应该是调解的基本法则(又可见，调解里涉及了人生的重大道理)。

　　以礼节之，以法节之(《论语·里仁第四》有“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之句，“怀刑”意即“以法为怀”)，而且合理地、公平地“以直报怨”，而不是也不能是所谓的“以德报怨”(见于《论语·宪问第十四》)，这样的调解，才可能成为“和”的方式之一，也才可能成为“和”的状态，有自身之“贵”，且汇进正常的、有益的秩序。

　　“从心所欲，不逾矩”(见于《论语·为政第二》)，既能实践和谐的美好愿望，又把愿望与实践归入必须的限度之内，这样的调解，符合调解的初衷与原意，也可为调解正名。(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