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以满族传统服饰特征为主体的服饰制度，是其政治制度、典章制度的重要部分。整个服饰体系分为礼服、吉服、行服、戎服、常服、便服等，在服饰的细节上，必须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适合野外征战生活的实际需要。因此，清代服饰形制款式要都追求装饰简练，穿脱方便，便于骑射，严实保暖，这不仅是处于北方的民族生存的需要，更是建立和巩固一个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新政权的必要手段。

　　清代便服的形式繁复多样，包括便袍、衬衣、氅衣、马褂、坎肩、袄、衫、裤、套裤等。笔者从清代便服从简约质朴到奢华考究演变的历史背景入手，对清代便服的种类及其服用，便服的工艺特点，包括面料工艺、图案设计、边饰工艺等做一综述。

　　一、便服变化的背景

　　清初，统治者视服饰制度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事关政权存亡，因此对服饰制度非常重视，有严格的等级界定。在入关前，太宗文皇帝已经着手厘定服饰制度，对有悖于典制的行为，整肃非常严厉。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曾经训诫：“先时儒臣巴克什达海、库尔缠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朕不从，辄以为朕不纳谏，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崇德二年，皇太极谕旨：“我国家以骑射为业……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仍服朝衣。……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清入关后，中原官民经历了一场服饰习尚的大变革。顺治十年(1653年)，世祖章皇帝曾下诏训斥：“近见汉官人等，冠服体式，以及袖口宽长，多不遵制。……如仍有参差，不合定式者，以违制定罪。”

　　到了清中期，皇帝对于维护服饰制度高度重视。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日，高宗纯皇帝谕令立训守冠服骑射碑。他重申了皇太极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训谕，说：“皇祖太宗圣训所垂，载在《实录》，若非刊刻宣示，则累朝相传之家法，外庭臣仆何由共悉。且自古显谟令典，多泐之金石，晓喻群工。我皇祖太宗之睿圣，特申诰诫，昭示来兹，益当敬勒贞珉，永垂法守。著于紫禁箭亭、御园引见楼及侍卫教场、八旗教场，各立碑刊刻，以昭朕绍述推广至意。”乾隆三十七年十月，高宗纯皇帝审阅三通馆进呈所纂《嘉礼考》后，回顾北魏、辽、金、元历代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更改服制的过程，再次重申：“祀莫尊于天祖，礼莫隆于郊庙。溯其昭格之本，要在乎诚敬感通，不在乎衣冠规制。夫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推原其义，实天远而祖近，设使轻言改服，即已先忘祖宗，将何以上祀天地。”高宗纯皇帝对于服饰制度的重视，说明服饰制度是与江山社稷的安危联系在一起的，严格维护满洲服饰制度，就是维护满洲贵族政治统治的稳固。

　　清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国库岁入数千万两的富足，使得宫廷及八旗贵族的生活由俭而奢有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不仅适应了都市生活的安闲舒适，宫廷生活追求奢华安逸的风气也迅速形成。奢侈之风催动了朝廷政治的日益腐败，统治者不再将继承骑射传统作为巩固政权的基础，骑射尚武不再是这个曾经赖以为生的民族生活的主要内容，以军事训练为目的的“木兰秋狝”活动基本废止。

　　另一方面，窄袖束身的袍服不方便都市生活的礼节和节奏，关内相对温暖的气候已不需要常年保暖的服饰，因此，借鉴中原民族服饰的特点，宽襟博袖的服饰应运而生。道咸以后随着朝廷对各方面礼制的禁限放宽，曾经骁勇善战的满洲贵族已不再重视继承本民族传统，转而追求服饰日益宽松华丽。宫廷服饰中出现了氅衣、衬衣等这类纯粹的燕居休闲服装，便服中的其他款式也融入了些许中原民族服饰的因素，如宽襟博袖、固定式立领，以及华美的绦带镶边工艺。

　　从传世的清代宫廷服饰中看，道光以前，宫廷服饰无论《大清会典》严格规定的冠服、吉服、行服，常服，还是燕居便服，在形式、纹饰、色彩、质地上都基本循其旧制，宽襟博袖的款式非常鲜见，服装腰身、袖子、下摆都比较合身，穿着者无论飞身上马还是寒暑穿脱都非常方便。仅就马蹄袖端的宽度而言，一般是18厘米左右，放下后恰好盖住手背，易于行礼、保温和护手。院藏传世便服文物中没有道光以前的宽襟博袖式样服装。

　　道光以后，宽襟博袖服饰的出现明显地昭示了满族生活的改变，征战骑射不再是这个曾赖以为生的民族生活的主要内容；宫廷生活繁缛的礼节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关内相对温暖的气候，使得宽襟博袖的服饰更受到贵族和后妃的喜爱。借鉴中原民族服饰的特点，宽襟博袖的服饰应运而生。清中晚期以后的礼服、吉服等有严格典制规定的袍服，其袖端尺寸也逐渐加宽，有的达30甚至40厘米。慈禧执政时期，宽袖端袍服尤为流行。有的礼服、吉服甚至将已织绣好图案的面料重新加宽袖端，再行缝制，明显露出了无花纹的素色底料(如图)。马蹄袖更多的成为装饰，不再遵循祖制强调其民族服饰的特征，也不再强调其保暖护手的功能。礼服、吉服尚且如此，日常穿用的便服可想而知。

　　宫廷燕居便服从束身窄袖到宽襟博袖的变化，反映出统治者不再坚持清初实行的“立国之经”，改变宫廷及内眷服饰，成为都市生活的需要，也成为融合汉民族文化风俗，从而巩固政权的需要。因此，装饰华美繁复的便服逐渐在宫廷内大行其道，不仅宫眷服饰如此，男用便服也以追求华丽繁复装饰为时尚。

　　晚清政权因奢靡加速了腐败，政以贿成，因循懈怠导致政府逐渐失去对社会诸多方面的控制，社会处于变动相对激烈的转型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各种时尚流行，“咸同而后渐染苏沪风气，城镇尤甚，男女服饰厌故喜新”。“同光间，男子衣尚宽博……上海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衿奇斗巧，日出新裁。其间由朴素而趋于奢侈，固足证世风之日下。”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虽然礼、吉服尚有典章制度不可逾度，宫廷中的后妃便服还是首先时尚起来。我们从院藏服饰文物中可以看到，道光以后的便服实物数量及款式增多，装饰越来越华丽。从《宫中朱批奏折》中可以看到，清中期以后，便服的制作数量已经很多。同治十二年十月，“传派苏州织造毓秀造办缂丝龙袍褂三套，氅衣三十六件，衬衣五十九件，解到银八万五千两，其中工料银七万五千八百一十八两。”再如，光绪二十年二月八日：“杭州织造英瑞奏为奉传活计，现已一律办成，报解运京交纳，恭折仰祈圣鉴事。窃奴才衙门承准内务府文开：光绪十九年七月五日奉旨；著三处织造织办龙袍褂面、氅衣、衬衣、马褂紧身等件，个随本色本花样边，赶紧照单织办，限于本年十二月内解京，钦此。奴才伏查前项奉传龙袍褂面、氅衣、衬衣、马褂、紧身共计八十七件，系属要需，遵即照案核估料工，呈请户部指款。一面谘商浙江抚臣转饬迅速筹款，当经藩司先行拨到银两，购料开工，严督匠役攒赶。”

　　以上说明，到同治光绪时期，由内务府造办的便服，成为宫中需用量较大的日常服饰，便服的“系属要需”，说明穿用场合比较多。另一方面，清晚期便服已有成熟的“本色本花样边”可以“照单织办”，而不再是我们所见到院藏的道光以前镶边，制作都比较简单，窄袖束身，素色或暗花的满族传统便袍。清晚期宫廷的便服，已然背离了清初服饰制度的传统，逐渐成为宫廷重要的服饰之一。

　　(编者按：作者殷安妮同志是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清代宫廷服饰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