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挑换旧符。”王安石为宋代诗歌添此名句之时，桃符已在向春联过渡。

　　桃符，顾名思义，以挑木为材料。在古代，桃木有“鬼怖木”之称，桃木驱鬼辟邪的信仰由来已久，并且从来都关乎于门户。《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庄子》佚文：“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近年考古发现了证明这一古俗的宝贵史料，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有一条：“囗：禹步三，取桃东枝，中别为回回回之倡而门户上各一。”囗，小鬼。药方的内容是驱鬼，门上插桃枝。桃木驱鬼，也见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

　　为今人熟知的神荼和郁垒这一对门神，同桃木有着割不断的联系。门神的本源神话，说他们“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这桃树，别把它只看做是环境或衬景。清代《癸已存稿》审究其义，指出神荼郁垒是“由桃椎展转生故事”。人们所以能够创造出神荼郁垒的神话，其生活依据，是汉代《风俗通义》所说“腊除夕饰桃人……冀以卫凶”的风俗。这就是说，神荼郁垒神话故事，其实是对于门户前立桃木人风俗的解说。

　　削刻桃木人以驱鬼辟邪的风俗，发生了两个方面的转化。一是直接在门上画门神户尉；另一则是桃符。用桃木板代替桃木人，桃板之上可画神荼郁垒，也可径写门神神名，悬于门左的一块写“神荼”，右边一块写“郁垒”。这桃板，就叫桃符又称门符——清代尤侗《艮斋续说》：“人家门符，左神荼，右郁垒。张衡赋云：守以郁垒，神荼副焉。”

　　总之，这是辟鬼祛邪的“符”。

　　唐代《朝野金史》卷三说，正谏大夫明崇俨有法术，他曾“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在地窖上钉桃符，止住了地窖下乐妓的演奏。钉上桃符真会有这种法力吗？不会的。所以特别说明一个前提，书桃符的人“有法术”。敦煌遗书中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父子相怜爱》：“东家打桃符，西家悬赤索。”桃符与赤索都是置于门前的辟邪物。

　　宋代洪迈《夷坚乙志》“司命真君”条写福州人余嗣的梦，涉及以桃符厌胜之说：“辄有压禳之术，公到家日，取门上桃符，亲用利刃所碎，以净篮贮之。至夕二更，令人去家一里外，于东南方穴地三尺埋之。此人出，公即静坐，冥心咒曰：‘天皇地皇，三纲五常。急急如律令。’俟其还，乃止。”

　　以上两条材料这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桃符的迷信心理。

　　元杂剧《后庭花》，包公智断杀人案的故事，破案的重要线索即是一片桃符。剧情讲，汴梁城里，开“狮子店”的小二哥，一天晚上要对独自投宿的年轻女子翠弯施无礼，女子不从，小二哥举斧威胁，吓死了翠驾。小二哥道：“这暴死的必定作怪。我门首定的桃符，拿一片来插在他鬓角头，将一个口袋装了，丢在这井里。”“门首定的”，定即钉。桃符钉在门上，可取下，可以簪在鬓发上，这桃符当是木制。“暴死的必定作怪”，因此要拿一片桃符镇住冤魂，所借助的正是桃符的神秘符号意义。

　　接下来，《后庭花》以浪漫主义的写作手法，表现殒命翠鸾的魂魄来会住店的秀才刘天义，后来又将那片桃符给了刘秀才。桃符上写着“长命富贵”。包拯看到后，有唱词：“他们定(钉)桃符辟邪祟，增福禄，画钟馗，知他甚娘报门神户尉。”桃符、钟馗、门神户尉相提并论，可见它仍具有浓厚的辟邪驱祟的意义。

　　然而，元代人的桃符毕竟不同于汉代人的桃板了。请听包拯的唱词：“你排门儿则寻那‘长命富贵’，我手里现放着‘宜入新年’。”桃符双双成对，一片写“宜人新年”，而断定另一必写“长命富贵”，当是以那时的惯例为依据。剧中包公吩咐寻找门上单钉“宜入新年”一片桃符的人家。再看杂剧的描写：“我出的这门来，转过隅头，抹过里角，来到这饭店门首，桃符都有。来的狮子店门首，我试看咱，可怎生则有‘宜入新年’一个，无那‘长命富贵’？我将这一根比则，正是一对儿。”

　　杂剧保留的这一条民俗材料很珍贵，它记录了由桃符到春联的演变过程。这是演变的中间环节，很典型：一方面，仍为木质，是桃符；一方面，四字相对，已近对联；重要的是，处于转变中的桃符虽存“辟邪祟”的古义，但“宜入新年”和“长命富贵”已是更具节日喜气的春联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