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家谱的渊源

　　明清徽州家谱的发展有其历史渊源。

　　首先，从史学影响看，司马迁创立的史表是徽州家谱的主要渊源之一。明清徽州地区普遍认为“谱为一家之史”，自觉地将史法寓于谱法之中，对于史表尤为重视。崇祯年间吴士鹏在《临溪吴氏宗谱》中写道：“昔龙门氏之业开于谈，而成于迁、固，后世家谱之宗也。”清乾隆时张元泮在《甲道张氏统宗谱》中说：“仿龙门世表，经之纬之，明昭穆以别尊卑，使数十代之世系昭然在目，千里之云礽了如指掌，厥功伟矣。”

　　其次，从具体修谱方法看，明清徽州家谱继承了欧、苏谱法。欧阳修、苏洵在北宋时各自创立了家谱，他们所使用的编修方法被称为欧、苏谱法。明永乐年间赵文在《环溪朱氏谱序》中说：“若宋欧阳公、苏老泉咸作谱以稽先世，以贻将来，良可尚也。”吴道宗在《临溪吴氏宗谱》中也说：“近谱则莫于欧、苏二氏良，欧以世经人纬法史氏之年表，苏以系联派属如礼家之宗图。”由此可见，欧苏谱法在徽州地区的影响，对当地家谱体例有直接的借鉴作用。明清徽州家谱在编修过程中不仅继承了史表、欧苏谱法，同时也有所创新。程敏政编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即被徽州家谱编修者称为是一大变革。如《新安许氏世谱》说：“古今修谱之例有三变，始如道统图体者；中如欧、苏谱体者；至程篁墩谓欧、苏谱体，一图一传，不见统宗之义，乃变为《汉书》年表、《唐书》相表体。”

　　再次，从家谱编修的前后延续性看，明清徽州家谱亦是对宋元时期徽州家谱的继承。两宋时徽州地区修谱活动已较频繁，如据《柳川绩邑胡氏宗谱》载，该族家谱仅在南宋就修了三次。这些宋元家谱当是明清徽州家谱编修的主要依据。

　　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

　　明清徽州家谱的基本面貌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数量多、善本多。现存馆藏明清徽州家谱约1300种左右，其中明代家谱约有400部左右，多为古籍善本。明清徽州家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与徽州地区重视及时续修家谱和大量文人学士的参加密不可分。如宋代胡舜申、元代陈栎、明代程敏政、汪道昆、清代戴震等名儒都积极参与其事。

　　二是家谱种类繁多。明清徽州家谱从名称上看，有族谱、宗谱、家谱、世谱、会宗统谱等，它们或为一门之谱，或为一族之谱，或是一村或是一县，内容虽有侧重，但皆以体现血缘与地缘关系为主旨，服务于界定宗族血缘与地缘界线。如程敏政的《新安程氏统宗世谱》是关于徽州地区范围内具有血缘联系的程氏宗谱，而汪道昆修《汪氏十六族谱》则是记唐模等十六族的汪氏宗谱。

　　三是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明清徽州家谱基本由谱序、凡例、世系图表、墓图、祠图、像赞、村居图、谱传、进呈谱表、诰封褒章、族产文书、翰墨文章、家训、族规等部分组成。总之，明清徽州家谱是以世系为时间主线，通过对宗族生活各层面的记载，对明清徽州宗族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记述，体现了“谱为一家之史”的主旨。

　　此外，徽州家谱充分折射出了明清徽州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家谱为徽州宗族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为徽州地区的社会风俗形成发挥了导向的作用。

　　明清徽州家谱具有独特的徽商文化特质

　　在徽州特有的社会文化浸润下，徽州家谱表现出一些地域特色，具体而言便是徽商对明清徽州家谱的影响，使明清徽州家谱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徽商文化特征。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商业理念，体现了重视商业的文化旨趣。汪道昆在《太函集》中说：“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要之良贾何负闳儒。”这种“良贾何负闳儒”的理念，在家谱中表现为对商业行为的宣扬与重视。明隆庆《许氏世谱》记许秩语：“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同族人许西皋也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

　　第二，为徽商立传，体现了不轻视商人的文化理念。不少家谱通过设立家传，满足了徽商名垂家史的精神追求。基于这种理念，徽州家谱中记载了大量徽商的传记和行状，甚至还出现了为女性商人立传的情况，如《竦塘黄氏宗谱》记载了吴盛“泉布出入，不假簿记，筹算心计之，虽久，锱铢不爽。”

　　第三，将家谱作为经营活动中的交际手段，体现了家谱在商业活动中的文化交流功能。作为宗族而言，有共同而稳定的居住区域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但徽州地区却是“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因商业活动表现出明显的流动性与分散性，与宗族要求聚族而居的特点相矛盾，为了弥合这种矛盾，利用编修家谱将“十七在天下”的族众聚合起来就显得尤其重要。利用家谱的“收族”功能，能有效地将各地流动经商的族人凝聚起来。

　　另外，徽商在经营活动中面临的竞争十分激烈，利用编修家谱进行联宗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竞争，甚至可以互通信息达到共赢的效果。如《绩溪西关章氏族谱》载章必泰，“隐于贾，往来吴越间”，“尝因收族访谱，遇福建清浦江宗人名汉者于吴门，道及南峰宗柘重建事，于是相与刊发知单，遍告四方诸族”，“厥后诣浦城，查阅统宗会谱与西关谱有无异同”。作为商人的章必泰“遍告四方诸族”，一方面固然与收族的目的有关，另一方面其利用宗族关系减少商业活动中的竞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